他在遵义会议之前，在党内军内的处境一直十分被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干部，长期把持中央核心大权，一次次把他排挤出军事指挥决策圈，接连罢免他手里的指挥实权。他结合实战摸索出来的游击战法，被这帮留洋回来的干部看不起，直接嘲讽成山沟里出来的粗浅理论，根本不肯采纳。第五次反围剿接连惨败，红军被逼无奈踏上长征路，一路长途奔袭、伤亡惨重，队伍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迷。那段日子，他心里积压了太多委屈，平日里话不多，但凡开会发言，都是直来直去，遇到不合理的指挥就当场争辩，骨子里自带湖南人的执拗脾气，遇事容易急躁，不会迂回变通，也不懂主动磨合党内同志关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式召开，这不仅是红军革命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他个人心境和行事风格彻底蜕变的起点。会议现场，他直面问题，当众逐条点明博古、李德二人的军事指挥漏洞，明确说清楚失利根源不是敌军兵力强悍，而是死板的错误战术导致全线溃败。会议当场敲定多项核心决议，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彻底撤销长征前期设立的三人团，拿掉博古、李德所有军事决策权。明确划定权责，依旧由朱德、周恩来统筹全局指挥全军，党内专门敲定，所有军事最终决断权限，全部交由周恩来负责拍板。贺子珍后续多次如实回忆，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私下跟她感慨，做革命工作，搞集体事业，凡事都要顾及大多数人的想法，不能只凭自己心意做事。这句心里话，也成了他往后待人处事、统筹工作的核心准则。
遵义会议落幕没多久，土城战役仓促打响，红军和川军正面硬碰硬交手，几番鏖战下来没能占到优势，部队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战局陷入被动僵局。换做从前，他肯定会执意硬拼到底，不肯轻易撤退让步。但这次他格外冷静，快速复盘战场局势，当即主动提议调整全盘行军作战计划，全员连夜西渡赤水，避开川军主力锋芒，不做无谓消耗。这是所有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的变化，他不再固执己见硬扛硬仗，学会了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思路，懂得顾全全军大局。后续四渡赤水连环调度，他精准把控战机，调度队伍声东击西、迂回穿插，把国民党各路追兵彻底绕晕，完美跳出合围包围圈，沉稳布局、从容指挥，和从前急躁较真的模样判若两人。
真正淬炼他心性、打磨他处事修养的，就是后续的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上军委发电，主动提议集中兵力强攻打鼓新场。临时召开的全员会议上，在场所有干部全都举手赞同出兵作战，唯独他一人站出来坚决反对。他现场逐条分析利弊，直言打鼓新场守军固守阵地、防备严密，红军长途奔袭体力不足，一旦久攻不下，周边各路敌军快速合围支援，红军就会陷入四面被困的死局，后果不堪设想。哪怕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众人还是不肯认同，他情急之下据理力争，甚至提出辞去相关指挥职务表达态度。负责统筹会议的张闻天，直接按少数服从多数表决，不仅敲定出兵计划，还当场免去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岗位。
要是放在早年，遭遇这样的不公对待、集体反对，他大概率会当场争执发火，干脆甩手不管、赌气离场。但那一天，他全程克制情绪，没有当众争辩红脸，默默回到住处休息，心里满是担忧红军安危，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1935年3月11日凌晨，夜色漆黑、山路难行，他提着一盏马灯，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足足三里坎坷田埂路，专程赶到周恩来住处，耐着性子反复劝说，恳请对方暂缓下发出兵作战的命令，多一晚时间再慎重斟酌战局利弊。周恩来被他沉稳恳切的态度打动，答应暂缓执行命令。第二天一早重新召集全员开会，众人仔细复盘研判后，终于认可他的考量，果断取消强攻计划，成功避开一场大概率会惨败的硬仗。这件事之后，他彻底明白，光有正确想法远远不够，还要沉下心耐心沟通，主动团结身边同志，靠真诚说服众人，而不是靠脾气争辩对错。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再度召开专项会议，正式敲定组建全新军事指挥班子，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统筹所有行军作战事宜，周恩来牵头统筹全盘工作。手握核心指挥大权之后，他丝毫没有独断专行，反而更加谨慎谦和，大小军务都会主动和另外两人商量，遇事主动倾听不同意见，从来不搞一言堂。平日里相处，他主动主动拉近和张闻天、朱德、刘伯承等党内老同志的关系，有分歧不当场争执，私下单独沟通磨合，摆事实讲道理，慢慢统一所有人的想法。
紧接着开展扎西整编工作，重新规整红军作战编制，原本三十个作战团精简整合，除单独设立干部团之外，整编压缩为十六个常规作战团，搭配军委干部团统筹调配，合计十七个作战单元。不少一线基层干部被降职调整，心里有怨气、有抵触情绪，私下颇有不满。他没有用领导身份强行施压压服，而是逐个谈心谈话，耐心讲清楚精简编制、轻装上阵的必要性，安抚大家的情绪，引导所有人以革命大局为重，慢慢安抚好全员军心。这种耐心细致、顾及他人情绪的做事方式，放在遵义会议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后续一路行军抵达陕北根据地，他待人处事越发沉稳包容。主动对接刘志丹带领的陕北本土红军，耐心化解过往党内遗留的矛盾隔阂，真心实意团结每一支革命队伍。对待基层干部、普通群众，更是温和谦和，耐心倾听大家的诉求，宣讲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来不摆架子。不少跟着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后来都回忆，早年开会讨论军务，主席偶尔会着急拍桌子、直言发火，遵义会议之后，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急躁动怒，遇事永远沉着冷静，说话做事周全稳妥，处处懂得体谅人、团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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