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服务器深处，静静躺着一段将近三十年历史的录音。它没有吸引眼球的封面，没有算法的流量扶持，也不会自动播放。它录制于1986年3月新泽西州的一间会议室里。
然而，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这段录音被无数真正严肃的科学家、顶尖工程师和思想家们反复引用、虔诚膜拜。它的含金量，超越了过去十年里你读过的任何一本畅销成功学书籍或看过的千万播放量的TED演讲。
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打开它。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图灵奖得主、贝尔实验室传奇人物理查德·汉明(Richard Hamming)那场名为《你与你的研究》(You and Your Research)的演讲。
一个怪人
1946年，理查德·汉明加入了群星璀璨的贝尔实验室。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他干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他长年混迹在物理学家们的饭桌上。
在同事眼里，汉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在这个词最褒义的层面上。
他总是穿着一件惹眼的红格子外套，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不仅自己总能提出打破常规的观点，还热衷于向别人提出让人极度不适的问题。
这种对“卓越”的极致探究欲，源于他早期受到的一个巨大刺激。
贝尔实验室(Bellcore）的数学家理查德・汉明（左）和克劳德·香农（右），
中间的阿不都·萨拉姆则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当时，他发现同事约翰·图基(John Tukey），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发明者之一）不仅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而且比自己还要年轻。汉明冲进另一位同事的办公室抱怨：“为什么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能懂这么多东西？”
那位同事靠在椅背上，淡淡地回答：
“汉明，如果你像他那样，在这么多年里一直这么拼命地工作，你也会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感到惊讶的。”
约翰·图基(John Tukey）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
他的研究贡献跨越了多个领域
这番话在汉明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生根发芽。
于是，在贝尔实验室的三十年里，汉明不仅做研究，他还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拿着放大镜观察身边的天才们。
他不断地向顶级科学家抛出尖锐的问题，研究那些伟大贡献是如何诞生的，并深入剖析创造力的底层逻辑。
1986年3月，他走进贝尔通信研究所（Bellcore）的礼堂，面对着台下约200名研究员，揭晓了他耗时数十年寻找的答案。他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做出重大贡献，而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被历史遗忘了？”
第一个残酷真相
大多数人在“刻意”
回避重要问题
汉明开篇的第一个观察看起来像是一句废话。
他说，那些名垂青史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他们永远在攻克所在领域最重要的难题。
而那些被遗忘的平庸之辈，也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刻意)选择回避这些问题。
逻辑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不致力于解决重要的问题，你就不可能做出重要的工作。
这听起来非常自然——但如果你细细品味，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去碰重要问题？
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愚蠢吗？
不，是因为他们在进行绝对理性的“风险管理”。
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极度困难，且没有现成的解法。这就意味着失败的概率呈指数级上升。
一个研究员如果花五年时间死磕一个世纪难题却一无所获，他在晋升委员会面前将无话可说，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而如果他用五年时间在边缘的、容易出成果（Tractable）的附属问题上灌水，他就能获得一长串的论文发表记录、丰厚的奖金和安稳的职称。
系统性地奖励“易解决的问题”，而历史只铭记“重要的问题”。
他对此有一个测试：他会走到贝尔实验室食堂的化学家桌旁问：
“你们领域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
过一会儿再问：“那你正在研究哪些重要课题呢？”
这两个答案之间的差距（如果存在的话）几乎告诉了他所有他想知道的信息。
过了一段时间，汉明就不再受欢迎了。
他总能用那些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让人感到如坐针毡。
“开门”与“关门”
非对称收益
汉明的第二个洞察是：
办公室的门。
他观察到，在贝尔实验室，那些习惯把办公室门关上的科学家，在短期内往往具有极高的生产力。他们没有被打断，拥有大段纯粹的专注时间，每天的产出指标都非常漂亮。
然而，拉长到整个职业生涯来看，反而是那些习惯把门敞开的科学家，做出了更伟大的成就。
那些“开着门”工作的科学家他们虽然不断被打断，但他们也吸收了走廊里飘过的每一个想法。有人会停下来谈论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课题；某篇论文会被顺便提及；某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会被抛出。
十年后，这些科学家研究的问题，
是那些“关着门”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存在的问题。
这个现象，在现代创新理论中被称为“跨界授粉的偶然性”（Serendipitous cross-pollination）。
硅谷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后来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最高级的创新往往是将一个领域的知识“复制”到另一个领域。
硅谷教父写的这15条底层工作逻辑，值得你每年重读一遍！
但汉明的表述比格雷厄姆更为冷峻，
他指出了其中的代数级代价。
“关门”的科学家并没有错，专注力是极度稀缺的资源。
问题在于，他们把“专注”当成了一种绝对的美德，而忽视了它的机会成本。
在某种意义上，开门工作的科学家接受了短期生产力的下降，以换取更丰富的问题空间。他们在用时间购买“期权”。
近年来，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的《深度工作》极度推崇消除干扰的专注。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K.Anders Ericsson）也指出，“刻意练习”需要毫无杂念的沉浸。
这似乎与汉明的理论相悖。
如何和解？
答案是：保护深度工作的执行，但保持探索空间的极度开放。
汉明谈论的并不是“如何练习”，而是“在不练习的时候，你让自己暴露在什么样的信息流中”。
他的建议是：把门敞开，不是让你一天8小时都在闲聊，而是要警惕那种“系统性屏蔽意外元素”的僵化心智。
在复杂系统中，带来质变的往往是那些你从未主动邀请过的变量。
逆向思维
（Inversion）
演讲中的第三个原则是汉明用自己的传记阐述得最生动的一个。
在贝尔实验室早期，汉明极度渴望能拥有一支传统的程序员团队，用绝对的二进制语言来协助他工作——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但管理层明确表示：没门，实验室不会给他配置这样的资源。
面对这种资源匮乏的死局，如果是普通人，可能会选择辞职去西海岸的飞机制造公司，那里的预算多得是。
但汉明不想离开聪明人扎堆的贝尔实验室。
他盯着这个“限制”看了一段时间，突然对自己进行了灵魂拷问：
“汉明，你一直认为计算机几乎无所不能，那你为什么不能让计算机自己来写程序呢？”
正是这个被迫的念头，让他直接闯入了当时无人涉足的“自动编程（Automatic Programming）”领域先驱者的行列。
正如他所说：
“当你改变视角，一个看起来是致命缺陷的限制，往往会变成你最大的资产。”（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著名的Grace Hopper也有过极其相似的“被逼无奈”改变范式的经历。）
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也是受制于当时计算机机器码的限制，
“被逼无奈”做出世界第一个编译器。她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
“语言中最危险的一句话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汉明之所以得不到程序员团队，正是因为“自动编程”这个概念在当时还不存在！那个拒绝他的约束条件，其实是一张寻宝图，他只需要学会如何识图。
认识到“约束的形状”，往往直接指向了“未被发现的边疆”。
但这种逆向思维的习惯极其罕见，当资源被扣留或大门关闭时，人的自然反应要么是另找一扇门，要么是接受失败。而在约束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看清它的启示——在认知上是昂贵的，在情感上是令人不适的，却是极其珍贵的。
工作的复利
第四个原则是最难让人相信的，因为它提出的主张在数学上显得不可思议，直到你亲自计算。
汉明说，知识和生产力就像复利：
你懂的越多，你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就越快；
你学的越多，你能做的事就越多；
你能做的事越多，你遇到的非对称机会就越多。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设：如果有两个人能力完全相同，但其中一个人每天比另一个人多付出10%的努力。
拉长到一个职业生涯的维度，后者创造的价值绝不是前者的1.1倍，
而是两倍、十倍甚至百倍。
这个算术有一个汉明未明说但显而易见的推论：
在复利曲线的前期，这种差距是完全隐形的。
在头五年，甚至十年里，这两个研究员看起来可能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拿着同样的薪水，发表着差不多水平的论文。
但这种差距以一种隐形的方式积累：
一点点更深的底层认知，稍微丰富一些的跨学科网络，或者是比别人早半年进入一个重要问题领域的直觉。
然后，在某一个节点（通常是复利曲线的拐点），分化突然发生，且变得再也无法跨越——而从外界看来，这就像是单纯的天赋。
这就是为什么精英体制总是错误地归因产出——
他们观察终点，而非复利机制。他们看到诺贝尔奖，便假设自己看到了一个天才，而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几十年复利增长的终局结果，而其基础仅仅是10%的应用努力差异。
多年以后，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提出了著名的“坚毅力（Grit）”理论——她将其定义为对长期目标的激情和毅力——发现它在预测成功方面比智商或天赋更有效。
安德斯·埃里克森则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精通通常需要数千小时的刻意练习。
他们用海量的实证数据证明了：
决定顶尖成就的往往是长期的、持续的精进，而非智商。
而在1986年，汉明就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而当时这两位研究人员都还没有发表他们的奠基性著作。
好运气的工程学
汉明所有的观察，最终都收束于演讲结尾那句被无数后人奉为圭臬的名言。
他反复引用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那句话：
“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Luck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大众通常把它当成一句安慰剂，意思是“多学点东西，运气总会来的”。
但汉明的意思是把它当成蓝图。他并不是说准备工作会让你在某种模糊的、励志的意义上变得更幸运。
他是说运气——意外的联系、偶然的相遇、在正确时刻出现的正确想法
——是有机制的。
而这种机制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一个经过多年刻意暴露在重要问题、敞开的大门、逆向的问题和复利的工作之下的头脑，已经对意外产生了渗透性。
你不要寄希望于运气。
你要去设计运气降临的条件。
关着门的科学家和开着门的科学家遇到的“运气”总量是一样的。只是关着门的科学家没有处在接收运气的有利位置。研究安全课题的人和研究重要课题的人遇到的“运气”总量也是一样的。只是研究安全课题的人所站的地方，运气无法产生足以改变命运的影响力。
汉明演讲中的思想并不新鲜。
即便在1986年也不新鲜。演讲稿已经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网站上挂了几十年。全文本是免费的，保罗·格雷厄姆认为它非常重要，甚至将其全文转载在自己的网站上——这是他发表过的极少数他人撰写的文章之一。Stripe Press在2020年以书籍形式出版了全文。
视频在YouTube上也免费公开了很多年。
然而，按照其思想的价值标准衡量，
这场演讲依然鲜为人知。
大多数人宁愿听一些告诉他们“障碍都在外部”的内容。
汉明于1998年去世，享年82岁。
他在去世前几周还发表了最后一场演讲。他仍在教学，仍在提出令人不安的问题，仍在试图让人对自己说：
是的，我想做一流的工作，既然汉明可以，为什么我不能？
演讲稿还在那里。
视频依然免费。
Stripe Press的版本依然在售。
那场演讲的标题是《你和你的研究》（You and Your Research），不是“如何管理研究”，也不是“如何建立研究团队”。
是你，和你自己的研究，无他。
它关乎你，作为个人，
如何决定度过一段有限职业生涯中的有限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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